身上出现小红点很痒怎么办（身上出现小红点很痒）

第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超越了黑格尔式的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两元对立统一的模式，也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两元结构模式不同，构造了一个三元的社会结构模式。

用系统神学的话来说，在场性就是在神的绝对主权下人的自由意志这一面，既是某种意义上的恩赐，又浸染人的罪性。哪怕是世俗人眼中最坏的那个人，同样也是根据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在神那里都是极其宝贵的。

法律不是一种神圣的价值，而是一种可以随意被人（尤其是统治者）摆弄的工具。二、开放社会的伦理结构：善一元论与正义一元论的分野 路德与瑞士主要改革家茨温利、加尔文都认为，罗马天主教可以合法出售赎罪券（免除在炼狱里受苦的时间），是因为罗马天主教误解，神的义和人的罪之本质。【本文由《正义一元论：从民情到法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之第66-90页编辑修改而成】 作为基督徒信仰信条之系统的基督教既持善一元论，又持正义一元论。第一个是亚当契约，直到洪水灭世。《圣经》强调信仰的不可商榷性，譬如摩西十诫就说除了这个神，人类不能再信别的神。

在该书的两篇附录中，托克维尔还热情洋溢地赞美了法国的一个外省，由于有了朗格多克这种特殊政体，新的时代精神才得以平稳地渗透到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另一方面是社会与国家的基督化在西方日益成为理想。在这种背景下，法治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围绕法院展开，法治概念差不多被逐渐压缩为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的代名词。

这个理想图景很大程度是来源于对美国法治模式的想象，它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蓝图，以至于不少人主张任何不符合这种"法律帝国"理想的要素都是对法治中国的破坏。当代中国的道德沦丧以及核心价值观建设面临的困难当然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全新价值观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律法中心主义"所强调的"律法"不是强化社会道德传统法，而是服务于市场经济的现代法，即形式理性法。在这种法治观之下，党规党法和社会习惯法与国家律法处于同样的重要地位，而党的政策、国家法律和公共行政，具有甚至比法院救济具有更重要的角色和地位，由此才能真正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统一，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裁判和依法行事的统一。然而，从法律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关注多元法律纠纷解决体制，在西方国家称之为（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中国有众多的此类实践。

因此，我们发现，中国法治发展导致的治理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律法中心主义和法院中心主义的法律帝国的治理模式不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所造成的，即使采取改革推动型的法治发展模式，积极送法下乡，也不可能完成法律的治理任务。任何军事指挥家都不会把兵力投放在最后一道防线上，同样，从社会正义的提供看，政治家都会把实现社会正义的重心放在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上。

直到201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实现有法可依。而"司法权"这个概念也逐渐和"检察权"相并列，变成了专属法院的职权。[ 就地方而言，更有法院工作报告被人大否决的，参见《从否决到赞成，沈阳市人大两次审议法院报告的来龙去脉》，载《吉林人大》2001年第9期。[ 以法院判决为中心的英美法理学研究中，特别关心法律自身的自洽性或者整全性，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冠宜译，时英出版社2002年版。

] 举例来说，中共中央的"八项规定"出来之后，尽管国家的法律没有增加一条，法官也没有独立，但是整个法律的秩序和社会风尚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因此，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看，法院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总体布局和蓝图中，处于配角的作用，远远不能成为实施良好统治的主角。尽管如此，这种对民间习惯法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法律多元主义的影响，尤其是法律人类学中关于初民社会的法律和后发达国家法律移植过程中面临的地方性习惯法的影响。法治建设中的"律法中心主义"和"法院中心主义"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建构了一个以法院主导来实施国家律法的"法律帝国"的理想图景。

[ 《强世功："依法执政"应成为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心》，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3月4日。（三）"法律帝国"引发的法治危机 其一，"律法中心主义"摧毁了社会道德以及其他社会规范，导致价值虚无和社会失范，社会核心价值观难以确立起来。

特别是从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口号下，法律移植和借鉴西方成熟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

"这就意味着要落实国家法律，确立法律的权威，就必须同时发挥党规党法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性。[ 参加苏力：《能动司法与大调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对于这种法律多元主义的法治观，邓小平当年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今天的公共行政领域中发生的大量纠纷其实都超出了法院可以解决的范围，上访、拆迁等涉及的都不是法院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些归根结底属于公共政策问题。从法律多元主义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角度来重建对法律的理解，从法律与道德关系、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重新理解法治的含义，重新厘定政党、政府与司法的关系，从而使得党的领导、政府推进与司法治理之间形成有机的互动。在这个情况下，法律变成了一种回应社会的总体性框架，它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为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的谈判和协商以达成一致意见提供了空间。

要么试图用律法来约束国家权力，比如形形色色的宪政主义者。这就意味着法治的发展本身在瓦解法治赖以生长的社会道德基础。

然而，从多元主义的法治观看，今天中国不仅仅要发挥法律的作用，而且要发挥党规党法的作用，如果把党规党法落到实处，那么国家法治就会有根本性的改观。（文化纵横） 进入 强世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党的领导 。

特别在美国，当法院成为宪法的权威解释者并根据其对宪法的解释和理解来行使违宪审查权时，法院事实上拥有了主权权力。这三类法律规范共同构成"多元主义法治共和国"的规范基础。

总而言之，"律法中心主义"和"法院中心主义"的法治建设思路不仅导致社会价值观重建的困难，而且导致社会面临治理危机。（二）多元主义的法律规则：党规与国法 "法治"乃是法的统治（the rule of law），问题在于这里所说的"法"究竟是什么？律法中心主义和法院中心主义的法律帝国理想往往着眼于国家权力，要么是用律法来强化国家权力，比如中国古典的法家或者西方霍布斯式的法治国家。调解作为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只能引入到法院之中，变成人民法院的司法诉讼过程的调解才勉强保留下来。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目标，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换句话说，党依法执政首先就要求党要遵守党规党法，如果党连自己的党规党法都不遵守，怎么可能期望它遵守国家的法律呢？ 可见，从多元主义的法治观的角度看，中国法治之路不仅要重视国家正式律法，而更要重视党规党法，与此同时也应当关注民间习惯法。正是为了将传统社会变成法治社会，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活动，而普法也就变成了教育老百姓如何打官司

[6]1通信作为人际交往和国际交往的基本方式，无论是对国内社会的存在和进步还是对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基础和动力。外交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

（2）人人有权在法律范围内表达和传播自己的见解。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而无论国界，也无论口头的、书面的或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附件》对通信的下位概念——电信的分类，可以将通信分为私务通信和公（政）务通信两类。这种权利意味着必须在法律上和实际上保障通信的完整和机密。进入专题： 国际法 通信自由 通信保护 。（4）以国家代表身份行事的国家代表。

正如1984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处理J. R. T和西方守卫党诉加拿大（J. R. T. and the W. G. Party v. Canada）案①的过程中所表明的意见那样，虽然T先生和西方守卫党是通过电话系统传播他们歧视犹太人的言论，但他们将需要宣传的内容事先通过录音的方式录制成磁带，然后将其连接到公用电话系统，从而使拨打相关电话号码的任何人可以收听到录音信息的做法，已经构成种族或宗教仇恨的宣传，加拿大有义务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0条第2款②予以禁止。斯诺登披露的秘密文档显示，美国政府及其情报机构所实施的一系列通信监听项目，不仅侵犯了作为人权的公民通信自由。

  【参考文献】 [1]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势[M].梅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曼弗雷德?诺瓦克．民权公约评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M].毕小青，孙世彦，主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David Fisher. Prior consent to international direct satellite broadcasting[M],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0. [4]梁西．国际组织法(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5]柳磊．通信的国际法规制——国际通信法律体系之层级结构初探[D].厦门：厦门大学，2009. [6]伊恩?劳埃德，戴维?米勒．通信法[M].曾剑秋，译．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6.   古祖雪，法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依其行为主体，国际法上的通信自由，可分为国家、国际组织和公民等三类主体的通信自由，它们分别受不同国际法律制度的保护和限制。

1968年，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设立卫星直接广播工作组，开始就此问题进行专门研究。1.第17条规定的通信（correspondence），是一种秘密通信。